父认罪认罚开庭要说什么（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开庭流程）

醉驾开庭认罪词怎么说

醉驾开庭认罪词最好表明自己因法律意识淡薄，一时糊涂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万分后悔。本人自愿认罪，接受法律的惩罚，恳请法院给我宽大处理，给予我改过自新的机会。本人保证认真接受教育、改造，不再做危害社会的事，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做一个遵纪守法，对社会有用的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麻烦大家谁能告诉我在法院上认罪之后自己怎么陈述，怎么说让法官重轻处罚

最后陈述权是刑事被告人在庭审中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理论基础主要在于立法对刑事被告人弱势地位的特别关注以及对言词原则的体现。最后陈述程序的设置，有助于法官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同时还凸显了对被告人人格的尊重，又可以对旁听民众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在性质上最后陈述权主要是辩护权，此外还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

最后陈述权-理论基础

被告最后陈述权

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诉讼机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控方与辩方在力量对比上的相对均衡，在中国刑事诉讼机制转型的今天尤应如此。因为，力量相对平衡是形成对抗的前提所在。不过，为大家所达成共识的是，代表国家参与诉讼的检察官和被告人一方在参与诉讼的能力上存在着先天的严重不平等。有人就曾形象地将刑事诉讼描述成是检察官代表强大的国家向弱小的被告人发动的一场战争。控方掌握着国家强制力，可以实施各种强制措施，而被告人似乎仅是被强制的对象。因此，各国不得不在立法上纷纷采取方略以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略便是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保障或特权，以使其在参与能力和诉讼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赶上他的检察官“对手”，使控辩双方能够形成对抗之势。被告人被赋予的特权可以分为两类——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前者譬如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规定，后者譬如一些国家对被告人沉默权的规定。可以认为，被告人在庭审中被赋予最后陈述权也是这种特权在程序上的一个体现。这一点在与民事诉讼的对比中也可得到验证：民事诉讼中两造的天生平等注定了民事被告人不能享有特殊的最后陈述权。

另外，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必须以当庭口头陈述为唯一的形式，任何书面等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口头陈述。因此，最后陈述权又被认为是言词原则的当然体现。所谓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审理案件必须以言词陈述的方式即口语形式进行。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诉讼制度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发展。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因此，书面辩护词等任何书面材料的提交不能成为剥夺或限制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理由。可见，作为现代审判原则之一的言词原则也是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一个理论基础。

最后陈述权-功能

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权

其一，作为法庭审理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有助于法官发现案件真实。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最了解案情者，因此其陈述对案件的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又常常能够最集中、最明显地表现出被告人的主观个性特点。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较之其以前的各种陈述，往往有新的内容。因此，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于法官作出正确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在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中发现了新的证据或者其他新的情况，法官应当进一步采取措施而不是径行休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就规定：“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

其二，最后陈述程序可以突显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尊重。如果说前述一方面是出于能够准确地惩罚犯罪的考虑的话，那么这里可以认为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考虑。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程序的关注也日渐强烈，过去那种程序法是实体法的附庸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界甚或实务界的主流观点。人们意识到程序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又是多元的。其中程序能够体现当事人做人之尊严的价值引起了充分注意。“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保障体制强调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法律关系主体地位，体现了公正、民主和法制的观念，使诉讼具有理性活动的形象。”不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无实质的影响，最后陈述程序还是可以让被告人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得到一定的释放。虽然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已得到确立，但谁也不能否认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是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境地难免会对其心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为被告人设置一个释放情感的平台并非毫无必要。当然，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并非可以毫无边际、言无不尽，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对此下文将作专门论述。

其三，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即以个案的形式向旁听民众宣示法律以及劝诫民众切勿违法犯罪。本来，教育功能应当说是整个庭审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的一个功能。但是，被告人最后陈述往往会带有更为浓烈更为直接的教育色彩。被告人会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情感丰富地向人们展示其内心感受，具有一种“最后的临别赠言”的性质。有一些陈述可能与认定案件事实毫无关系，所以在其他程序中可能并无机会做出。而各国立法对被告人最后陈述的限制一般都是“与本案有关”或者“不离题”，这类陈述虽说与认定事实无关，但应当说是还是“与本案有关”的，也是“不离题”的。况且这类陈述还会关系到量刑时所考虑的认罪态度问题。最后陈述较之于其他庭审的过程可能更会打动旁听民众，体现出劝诫教育的功能。当然，法官也不能因于此而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向这方面引导，毕竟最后陈述是被告人的权利，它还承担着体现被告人做人尊严的功能。

最后陈述权-性质定位审判从最本质的角度上来讲，应当说被告人之最后陈述权是属于辩护权的范畴。所谓辩护权，是指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内容进行辩解、反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对控告进行辩护的权利。一般认为，辩护权具有三个特性：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最后陈述权也是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性质。最后陈述权的专属性意味着它是专属于刑事被告人的一项权利，即使有律师代为发言，也是不能限制被告人还是可以进行最后陈述。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8条第（二）项和第（三）项便规定：“（二）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三）即使有辩护人为他作了发言，对被告人仍然应当询问他是否有为自己辩解的陈述。”在防御性方面，最后陈述权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它本来就是立法为了平衡控方和被告人的诉讼能力而多为被告人附设的一道防线，在形式上又体现为被告人作为防御一方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陈述权的绝对性应当体现为只要一个公民受到了刑事公诉和刑事审判，而不管其犯罪性质、严重程度如何，他都应享有最后陈述权。我们不能以罪轻为理由认为没有最后陈述的必要，从而限制剥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在第523条规定“最后陈述的进行”时便提出：“……5、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要求最后发言，应当得到允许，否则导致行为无效。”

辩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之中，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一般意义上的辩护权相比，最后陈述权有着独特之处：一是最后陈述的主体仅是被告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辩护人代为行使，这显然有别于其他的辩护权；二是在最后陈述中，并不存在如其他辩护权中控辩双方直接意义上的对抗，在这一阶段中，只有被告人一人进行陈述，不存在控方的辩驳，其意见可得以充分提出。

另外，最后陈述权又不完全是一种辩护权。最后陈述权有一个功能是突显被告人的尊严感，释放被告人的内心情感。而辩护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要体现为一种对抗。有些情况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并不具有对抗性，仅仅是一些抒情性质的发挥，最后陈述权会体现为一种情感宣泄权。最后陈述权的这种性质也是由被告人的受国家追诉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地位意味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要比其他任何人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当然，被告人情感的释放也并不是漫无边际，应当是与案件有关的。

最后陈述权-限制

模拟最后陈述权

任何权利的行使皆应有一定的限制，刑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也不例外。本文认为，对最后陈述权的限制应当仅限于在内容上的限制，在陈述形式上不应有任何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会以陈述时间过长为由打断或者取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应当说这是对最后陈述权的一种侵犯。有一些被告人在做最后陈述时语气慷慨激昂，有时也会被法官以语气不对为由打断，这种做法也是侵犯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对最后陈述权在陈述内容上的限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不能损害国家、他人以及社会公共的利益，这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底限。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些情况，如有的被告人会在最后陈述中蔑视甚至辱骂法庭、公诉人、侦查人员，有的被告人会对被害人、其他被告人或者案外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为都是侵犯了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利益。对此法官应予制止，进行批驳、训诫，如果被告人不听，视其情节轻重程度，酌情做出加重处罚或对其另外追究责任的处理。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如果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也应当受到限制。

其次，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内容不得离题。所谓“不得离题”，即必须与本案有关。对“与本案有关”应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限于与认定本案事实有关，被告人关于悔罪的倾诉、对犯罪心理的讲述以及对本案所适用的法律的评判等等都应当认作“与本案有关”。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被以“与本案无关”为借口打断的情况比比皆是，许多情况已经构成了对最后陈述权的侵犯。对于“与本案无关”的理由应当慎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是否与本案无关，往往要到陈述结束后才能作出判断而不是在一开始陈述就可以得到结论。”

最后，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不得进行不当的重复。有的被告人出于心态紧张等因素会一时思维停滞或者混乱，可能会在最后陈述中重复自己在前面程序中已做的陈述，或者会固执地咬定并多次重复自己某一方面的见解，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予以适当的制止。但是，一些为了保持逻辑上的系统连贯或者陈述的其他需要而不可避免的重复应当是允许的。

最后陈述权-保障

最后陈述权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规定，但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则显得太过简略。并且，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似乎尚未被提至“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的高度，不受重视的现象还较为严重。如限制被告人陈述时间，以提问打断陈述，以问答代替陈述，对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的新情况、新证据不予理睬等等。于是，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应当将对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的限制明确写入立法，并且规定除这些限制情况外任何情况下的最后陈述都不得受到任何人的打断和其他干扰。最后陈述程序由法官主持进行，在此过程中公诉人和被害人等绝对不能插话打断，只有法官可以限制一些不当的最后陈述，但是也必须明确具体地给出限制陈述的理由。

第二，审判法官应当给予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以高度重视，不能让这一程序成为“走过场”。首先应当规定法官有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义务，不履行此义务被告人又没有进行最后陈述时可视为对最后陈述权的剥夺。另外，如果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事实、新证据，法官应视具体情况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恢复法庭调查或者是法庭辩论。《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如果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受到了剥夺或不当限制，而其中又会有对新事实、新证据的陈述，在二审中提出可以成为发回重审的理由。当然，是被告人自己的原因导致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而又拿到二审程序中提出则不属于此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因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而导致恢复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之后终结时被告人还是当然地享有最后陈述权，因此最后陈述权中的“最后”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

第三，为使被告人能充分地行使最后陈述权，其辩护人可以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和引导。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被告人因心情过于紧张或者语言口头表达能力欠佳，可能很难准确充分地陈述出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时应当允许辩护人进行一些提示性的引导。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也可由主持庭审的法官给以必要的协助。但应当注意的是，绝不能让这种引导或协助成为限定式的问答，变向地限制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开庭认罪陈述怎么说

罪犯：一般为我认罪、悔罪，对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XX造成的损害、损失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积极赔付，希望获得原谅，同时希望法庭能宽大处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罪的规定是什么？

在犯罪的人真心表示自己曾经的行为有很大的过错的时候就可以向审判的法官诉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且承认所有的罪行，通常情况下这样认罪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下是可以得到正常法院的减轻处理的，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罪的规定是什么？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罪的规定是什么？ 第一条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辩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 代理 人、 辩护人 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 第三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遵循 刑法 、 刑事诉讼法 的基本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 诉讼 权利，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强化监督制约，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确保司法公正。 第四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坚持下列原则：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结合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确保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坚持罪责刑相适应，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后果，依照法律规定提出量刑建议，准确裁量 刑罚 ，确保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坚持 证据 裁判，依照法律规定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证据。 第五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确保其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看守所实际工作需要，通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派驻值班 律师 、及时安排值班律师等形式提供法律帮助。人民法院、看守所应当为值班律师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工作场所和必要办公设施，简化会见程序，保障值班律师依法履行职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 法律咨询 、程序选择、申请 变更强制措施 等法律帮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符合应当通知辩护条件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考虑因素，对于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 取保候审 、 监视居住 。 第七条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八条 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记录在案并附卷。 犯罪嫌疑人向看守所工作人员或辩护人、值班律师表示愿意认罪认罚的，有关人员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办案单位。 对拟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在起诉意见中写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情况。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 立功 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需要撤销案件的，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层报公安部，由公安部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第十条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就下列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附卷： (一)指控的 罪名 及适用的法律条款;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查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情形。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具结书。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的，应当在 起诉书 中写明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提出量刑建议，并同时移送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包括主刑、附加刑，并明确刑罚执行方式。可以提出相对明确的量刑幅度，也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提出确定刑期的量刑建议。建议判处财产刑的，一般应当提出确定的数额。 第十二条 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在受理后十日内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对可能判处的 有期徒刑 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第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提起公诉。 具有法律规定不起诉情形的，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起诉的，或者经公安部提请批准撤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 孳息 ，应当调查权属情况，查明是否属于 违法所得 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案外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应当进行审查。 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违禁品或者供作案所用的本人财物，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在撤销案件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三十日内予以收缴，一律上缴国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不能确认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收缴。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第十六条 对于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 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送达期限不受刑事诉讼 法规 定的限制，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庭宣判，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应当在十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第十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 (二)案件疑难、复杂，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 共同犯罪 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有异议的; (四)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五)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 第十八条 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一般应当当庭宣判。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查的认罪认罚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一)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二)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三)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第二十条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具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建议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同意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被告人、辩护人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第二十二条 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从轻判处刑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免予刑事处罚，确实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二十三条 第 二审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不服适用速裁程序作出的第 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的案件，可以不 开庭审理 。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原判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重新审判。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权钱交易、放纵罪犯等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情形，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二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适用本办法中有关公安机关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办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本办法有规定的，按照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原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相关规定可以参照执行，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在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沈阳 、大连、 南京 、 杭州 、福州、厦门、 济南 、青岛、 郑州 、武汉、 长沙 、 广州 、 深圳 、 西安 试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二年。 综上所述，虽然认罪还没有被全国范围内的法院都普遍认可并且会遵照最高院的指示进行认罪 减刑 的处理，但是就现在的发展看认罪也将成为是犯罪人可以忏悔自己过去行为的一种有效方式。

认罪认罚后到检察院谈话注意什么

察院问话应该注意要配合调查取证，并如果说明有关情况，检察院问话流程法律并未作出具体规定。

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涉嫌职务犯罪线索进行初查，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初查结束后，如果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侦查。立案侦查后，一般会锁定犯罪嫌疑人，只有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才能进行更深入的侦查，以便查明犯罪事实。